“引进的博士研究生来校工作满五年，如未能晋升副教授（已达副教授任职条件因指标原因未晋升除外），本人需服从学校安排转到后勤、保卫等服务保障岗位。”近日，一则《太原师范学院引进和稳定高层次人才管理办法》引发公众热议。在同一份人才管理办法中，太原师范学院还规定“全职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在我校的最低服务期为8年”。

近年来，国内不少高校实施“非升即走”的管理办法，即新聘用教师如果未在规定时间内满足职称晋升的条件，成为长聘教师，就无法与学校续约。太原师范学院的上述人才管理办法，似乎比“非升即走”更加苛刻——一方面，规定了最低8年的服务期；另一方面，博士生5年内必须符合职称晋升条件，如果未能成功晋升，既无法选择其他单位，也无法留在教学岗位。

按照这样的规定，教师除非违约，否则就不得不“服从学校安排”从事后勤、保卫等工作至少3年。后勤、保卫并非不重要，但合理分工是任用人才的基本原则。学术人才的优势就是从事科研和教学，如此随意“发配”，岂不是辜负了青年学者的青春与潜力？

也许，在学校的眼里，那些无法在规定时间内晋升副教授的教师，以科研评价尺度衡量是“不合格”“不达标”的。学校拥有管理师资队伍的权力，如果评价机制和过程公正合理，教师在受聘时被充分告知相关规定，学校确实可以对不称职教师采取相应措施。但是，就算对未能评上副教授的教师不满意，这种强行调动岗位的“霸王条款”也有失妥当。

难怪有一些网友认为，对比一些对待员工苛刻的企业，某些高校的做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不少企业裁员尚且会按照法律规定支付赔偿金，而部分高校似乎只会设立对自身有利的规则，逃避应当履行的义务，把压力完全转移到教师身上。

伴随着太原师范学院这项有争议性的规定引发热议，高校“非升即走”制度再次受到社会关注。今年全国两会上，不少代表委员呼吁加大对高校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、完善“非升即走”制度。教育部部长也在答记者问时表示，要允许试错、宽容失败，让青年人才敢坐冷板凳、敢闯“无人区”，产出重要的原创性、颠覆性成果。

作为西方的“舶来品”，“非升即走”在防止教师“躺平”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。然而，对“非升即走”的机械式执行，不但缺乏对中国国情的考虑，让青年教师面临巨大的心理负担和社会压力，还可能导致学术界产生浮躁风气。青年学者为了尽快评上职称，规避需要长时间积累才能出成果的研究领域和项目，不愿不敢“坐冷板凳”。

以美国高校为代表的西方高等教育体系实施“非升即走”，同时有与之配套的终身教职制，从而保护学术自由与独立性，排除资本、行政的干扰。此外，相比国内学术人才相对单一的成长轨道，美国高校的青年教师即便无法获得长聘合同，也有机会前往其他高校或者产业界，更很少有“35岁门槛”的制约。

而国内青年学术人才面临的问题是，“非升即走”意味着人才成长只有一次机会，“走了”以后人才何去何从，缺乏妥善出口机制的安排。一般人博士毕业已经是社会眼里的“大龄青年”，如果工作几年以后“非升即走”，无疑是一种重大挫折。因此，由“非升即走”引发的学术矛盾屡见不鲜。

从这个意义上看，我国学术界也应重新审视“非升即走”的意义与实施方式，探索符合国情的人才评价机制，为青年人才卸下负担，激励他们产出更优质、更有长远价值的学术成果，从根本上扭转学术界的浮躁风气。

来源 “光明论”微信公众号（作者 王钟的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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